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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共产国际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来源:天下韶山网作者:天下韶山网发布时间:2018-05-25 00:00 浏览次数: 【字体:

  【摘要】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产国际进行了强势干涉,而这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部分领导人的抗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支持者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的一些探索、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共产国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发展进程中,共产国际发挥着重要影响,强势干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毛泽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部分领导人进行了坚决而艰难的抗争,并在抗争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关键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1]。事实上,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党内最早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人之一。他最早提出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积极推动了这一命题成为全党的共识。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的做法,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支持者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随着马克思主义这一来自西方的科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进程中,十月革命及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月革命对当时正为国家的前途而忧愁的中国知识精英们产生了很大的思想震撼,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关注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最终,经过比较和理性思考,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积极传播之。在这一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它利用十月革命后掌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领导成立了世界共产党的新联合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球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机构,也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影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机构,包括影响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存在时期,苏共一般不直接同中国发生关系,有事都通过共产国际联系”[3]。共产国际成立后,立即着手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传播,直接派遣代表前往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指导创建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最终取得了重大而丰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一)遵义会议之前的被动与弱势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部分人已萌发这方面的意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人曾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观念,并在一些著作中有过初步阐述。但因为经验的缺乏、共产国际的强势干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思想主要是个人性质的模糊性认知,甚至没有成为他们自身明确的、主导性的思想,更遑论成为全党的共识了。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同样没有达到如是的高度,发挥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之中国支部的“身份”。共产国际对加入者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包括“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4],等等。毫无疑问,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也要接受这些纪律约束,这也为共产国际在此后强势干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相对“合法”的依据。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共党内逐步形成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应该中国化的斗争,而毛泽东逐步成为了后者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进者。

  在此后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损失。这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惨痛教训。一系列失利促使毛泽东等部分共产党人开始总结不结合中国实际地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照搬苏联经验而盲目决策和行动的经验教训,开始认真思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一严肃的问题,由此开始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承担起关键性角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优秀代表,但他从开始就面临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支持者的强力阻挠与挑战,甚至一度被撤销各种职务。此时的毛泽东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支持者在指导、指挥中国革命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这让毛泽东更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5]。

  总体而言,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全党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太大并强势介入,以及大多数党员特别是高层对共产国际的服从,使得毛泽东的探索根本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在中国甚至中共党内派驻有自己的代表,以“协助”中国共产党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这是派驻代表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党纲、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制定和落实的。1931年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甚至一人就策划、主导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岗位。[6]同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经验不足,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等没有完全搞清楚,不少高层对苏联的革命经验存在神圣化式的崇拜。此外,大批中共党员赴莫斯科留学或接受共产国际的培训,很多人回国后进入党的领导层。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和帮助下,王明、博古等人甚至身居党的主要领导者高位,他们也自然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不管是共产国际还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及王明等支持者,都对当时中国的革命实情没有完全搞明白。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化,把苏联革命中的做法和经验神圣化,并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一味地指示中共照搬苏联的革命做法和经验。他们不信任甚至质疑毛泽东等土生土长的中共领导干部[7],更不信任毛泽东等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即使到了1945年,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满乃至偏见仍未完全消除[8]。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正确认知和探索,根本无法扭转全局。客观地说,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理论、经费、干部培训等方面均给予了巨大的指导和帮助,但它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错误。正如周恩来总结的,这些错误体现为:“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9]可以说,这些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二)遵义会议之后的主动与优势

  在早期的中共党史上,有两次影响深远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10]。这两次会同样对毛泽东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支持者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转折点和分水岭式的意义。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11]。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是毛泽东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支持者斗争的转折点,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从党的发展的角度讲,遵义会议开始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与此对应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和探索逐渐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全党,他也积极、主动地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此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少、影响越来越弱,“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12]。共产国际干涉的减少、影响的弱化,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断巩固,并最终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随之大大加快了。实际上,虽然共产国际已经不再主动地、过多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仍在,也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例如为了牵制毛泽东等新领导层,再度让王明等人回到国内,参与中共高层的决策和内部事务的解决,并“协助”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获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人很容易得到其他党内人士包括高层的认可,而王明等人事实上也在不断借共产国际的声威施压、影响毛泽东。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等新确立的新领导层而言,不仅需要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认可和支持,也需要共产国际的军事、经费等方面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获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人自然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也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仍然有羁绊。

  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毛泽东和共产国际及其支持者斗争的分水岭。在这次会议上,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意见,支持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并明确表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实现团结。[13]这个意见在政治上肯定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这为毛泽东与王明等人的斗争做了结论,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肯定,也严重打击了王明等人继续搞党内斗争的意志。毛泽东后来也承认:“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4]。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此后,毛泽东可以集中精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经过延安整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支持者在中国党内的影响基本被消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大势所趋。

  1943年5月,随着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斗争彻底结束。虽然当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已经非常弱,甚至可以忽略了,但共产国际的解散还是让毛泽东很高兴,当师哲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电报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15]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了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无疑是可以更方便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解决革命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也可以更方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地位的确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斗争终于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毛泽东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功绩

  在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支持者的“斗争”中,在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的历史功绩可以归结为三大方面:

  (一)毛泽东最早提出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推动其成为全党的共识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领导人之一,是党内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党内最早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强调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并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6]如上所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并初步阐释了其具体内涵。在此之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没有哪位领导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要“某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提出这一命题本身就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7]这一重大命题提出后,并没有立即成为全党的共识,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少数人共识到多数人共识、由党内高层共识到全党共识的发展演变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倡导和主导下的延安整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发展成为全党的共识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彻底破除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观念,使全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

  (二)毛泽东主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产生了深远的现实影响和历史影响。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是主要创立者,这是这一思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推进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和理论,指导着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现实。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刻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并领导党验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不同于苏联的革命做法的重要性和正确性。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在不同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基础,写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和文章,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正是通过这些著作和文章,毛泽东确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创立者的地位。基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8],成为了全党的信仰,毛泽东以其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在党内获得了和马克思、列宁同等的历史地位。

  (三)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践行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立和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评价的: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9]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壮大过程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数次挽救中国共产党于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几乎所有关键节点上,都有他的身影,不能忽视他的重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了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0]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理论,例如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党的三大作风等,很多理论至今是中国共产党仍在坚持、贯彻的重要党建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他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了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21]他同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军队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例如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他提出和确定的很多理论同样至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在坚持、贯彻的重要建军思想。此外,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的基本国情、阶级状况形成了清醒的认知,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形,他一方面积极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全面参与到抗战中去,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另一方面通过《论持久战》,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观点,为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民族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始终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成就正是毛泽东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注脚。

  三、现实意义

  在上述过程中,毛泽东的努力和做法,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2]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这一理论中的大部分思想观点主要是根据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实际提出的。传播到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要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即要实现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早期的发展证明,当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时,它就能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反之,则会发挥错误而消极的指导作用。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即始终坚持根据发展变化的国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23]才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照搬苏联革命经验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则从反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24]。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该在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定符合当代国情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近40年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表明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与此同时,应对国情的不同发展时期进行分阶段的具体分析,使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5],这是确保在不同时期制定正确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等人根据土地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等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制定了不同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发挥了有效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不同发展时期的具体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的初期、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期等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制定统一或类似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肯定是不行的。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制定符合具体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开放迈入攻坚阶段的特殊时期,更是要根据当前的特殊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符合当前具体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必须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26]。对于各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结合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国别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本国化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的科学理论,并取得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实践功绩。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的重要经验。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贡献也是与时俱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又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科学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系列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感。没有这样的使命感,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不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的持续推进也不可能有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可以说,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历史传统和重要使命。这既是丰富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不断应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伟大实践的需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7],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改革事业的一系列成就及其未来发展。

  (三)应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全球视野中继续推进

  自资产阶级用暴力和经济手段将世界连接在一起,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开始,各国的发展就与整个世界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不是孤立而封闭地进行的,从起步阶段它就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一部分,是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月革命后,列宁等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俄国的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持久。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共产国际并通过它帮助各国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原因。共产国际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初期发展中倾注了大量精力,提供了直接帮助,正是出于上述目的。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就有很大的被动性。同时,因为自身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经验和能力,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强势干涉,使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无法独立自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少数人的正确认知和探索也难以发挥作用。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也没有放弃与共产国际、苏联等外部力量的联系,仍然在主动联系,积极争取着外部的帮助。因为毛泽东等人明白,当时的中国革命仍然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也需要借助外力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障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也理所当然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准确把握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态势,并在总结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观点,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斗争。在此后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观点,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中,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也是世界性的,它为不少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人士所吸收和借鉴。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始就不是孤立而封闭地进行的,而是全球性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全球视野中推进,才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

  当前,应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全球视野中继续推进。这需要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和相关国家有益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既要在全球视野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也要在全球视野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和创新。“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正是这两者的体现。与此同时,应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确的、合理的世界定位。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就,本身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声势和影响,也可以为其他国家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系列理论成果的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我国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同样可以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既积极汲取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益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身发展,又通过自身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这是当前及今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径和抉择。

  〔参考文献〕

  [1][5][20][21][26]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2).

  [2][2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1515.

  [3]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08.

  [4] 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9—203.

  [6][7]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67,36.

  [8] 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47.

  [9]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1.

  [10][11][14]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31,231,231.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1.

  [13] 徐则浩.王稼祥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92—193.

  [15] 陈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J].新湘评论,2010,(19).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1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18]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5.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25.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4.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27]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