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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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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下)

来源:不详作者:佚名发布时间:2017-10-23 08:59 浏览次数: 【字体:

>  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加上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总兵力达八十多万人。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是南京政府仅存的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叶剑英曾这样分析:“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1]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还有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共约六十多万人,数量少于敌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对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北战场上不同。

  当时,蒋介石的打算是: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既可寻求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又可以退而作为长江一线的屏障,保住它的根本重地——南京和上海;当战局对它不利时,还可以将主力撤至江南,巩固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过江。因此,如果不能抓住战机,在徐州地区消灭它的主力,让刘峙集团缩回江南,就会给以后的渡江作战和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带来许多困难,甚至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作出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这个决断,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确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部署,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提出发起淮海战役这个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当人民解放军已突入济南内城进行巷战时,他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2]第二天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3]当晚十九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并且明确地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4]这里说的“黄兵团”,是指位于徐州东侧、由黄百韬率领的第七兵团。当时所说的“淮海战役”,准备夺取两淮(淮阴区、楚州区)、海州,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还不是作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淮海战役。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继续观察和思考着。他很快觉察到,这次战役的规模和影响将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九月二十八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5]十月十一日,他又再次电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央突破”;并且更着重地提出:“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6]像这样“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的巨大决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它对以后保障淮海战役的初战大捷有着巨大的意义。

  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立刻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这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十月十一日那个电报中提出:正在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的“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一天,他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7]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在二十二日以突然动作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忆道:“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8]

  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又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9]可以清楚地看到,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的巨大决心,到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有利形势面前,淮海战役应该怎样打?毛泽东觉得原定的在新安镇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野主力转向淮安、淮阴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十一月七日,即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他致电华东并告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廿一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样,他对淮海战役规模的构思又推进了一步。十一月九日,他在接到粟裕、张震关于“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的建议后,立即在九日起草了一份“佳亥”电,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即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致中原、华东领导人电报中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便最终确立了。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多谋善断。在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的一个多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种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作出战略决策。因此,当战役一开始,便能成竹在胸地将既定的作战方案一步步地付诸实施,并能从容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张震后来评论道:“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10]这是淮海战役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南线战略决战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基本作战方案已经确定,毛泽东仍然十分谨慎,没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来。十月二十七日,他致电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再次叮嘱:“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11]第二天,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并刘、陈、邓报告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三十日,毛泽东复电:“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并且提议:“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陈、邓方面“亦请同时动作”。[12]次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3]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陈、邓:关于钳制邱孙兵团的“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时情况临机决定”。[14]一场大仗很快就要开始了。

  十一月四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六日傍晚,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开始。第二天,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15]华东野战军发动攻击后,黄百韬率领所辖五个军慌忙西撤,企图退往徐州。八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地下党员)率第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二万三千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解放军得以迅猛地直插徐州以东,并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刘峙不得不把原在徐州以东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撤回,并急调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共同守卫徐州。十一月十一日,解放军切断黄百韬撤往徐州的退路,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同一天,蒋介石一面命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一面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东援。邱、李两兵团在飞机、坦克、榴弹炮掩护下,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但没有估计到华东野战军“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攻势得不到进展。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在解放军总攻下,全部被歼。

  当华东野战军主力正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中原野战军主力根据中央军委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的电令在十六日攻占宿县。宿县是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上的重镇,是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攻克宿县,就一举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这是一个大举动,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并且为下一步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立刻敏锐地看出:战场上的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16]两天后,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明确地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17] 全歼黄百韬兵团,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指向哪里?还在十一月七日,毛泽东曾预计第二仗是打从河南赶来淮北的黄维兵团。但一切作战都将依战场实际情况而定。到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期间,战场的情况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由徐州东援的邱、李两兵团被阻于林佟山、东贺村一线,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位于蚌埠地区,黄维兵团正由阜阳沙河以西东进。据此,毛泽东同刘、陈、邓和粟裕经过磋商预定: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就势转兵歼灭邱、李兵团,将它打得不能动弹;或以华野一部南下协同中野打黄维兵团。十一月十九日,黄百韬兵团仍未歼灭,而黄维兵团已进抵蒙城东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十九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决心先打黄维”。当天,毛泽东复电,同意中原野战军以主力歼击黄维;华东野战军除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并阻击邱、李、孙外,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兵团,以求歼灭至少阻止李延年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侧翼不受威胁。二十三日,刘、陈、邓又向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疲劳,孤军冒进,态势突出,“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决心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第二天,毛泽东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18]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击黄维兵团的作战方针便确定下来了。

  先打黄维兵团的决心确定下来后,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二十四日他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写了一封信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19]吴晗对毛泽东在指挥战略决战的紧张时刻,还读完了他所写《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并且提出使他在理论上得到启发的意见,十分感动。

  黄维所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辖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大部分为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精锐兵团。其中的第十八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淮海战役开始时,他们被中原野战军一部牵制在豫西山区奔波不息,人马疲惫。以后,因为淮海战场局势危急,未及休整,匆忙东调。他们带着大量重武器,闯入河流纵横的淮北,遭到解放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击,行动迟缓,先头部队到十一月下旬才进至蒙城地区,企图同由徐州南下的邱、孙两兵团和从蚌埠北上的李、刘两兵团,重占宿县,恢复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但彼此还隔有相当的距离。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歼黄百韬兵团之日)开始。二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双堆集地区。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总前委:“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20]两天后,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21]中原野战军在得到华东野战军一部的加强后,经过激战,至十二月十五日全歼黄维兵团,胜利地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正当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十一月三十日,杜聿明鉴于徐州已陷于孤立无援状态,经同蒋介石磋商后,慌忙放弃徐州,率领前进指挥部和邱、李、孙兵团共三十万人向西南的永城方向撤逃。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已要求总前委注意: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十二月二日,又致电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22]四日,华东野战军将撤退中已混乱不堪的杜聿明集团合围于徐州西南六十五公里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在单独突围时被歼。解放军采取南面阻击、东西北三面攻击的方针,逐步缩小包围圈。

  十二月十六日,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由于歼灭杜聿明已不成问题,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就地休整,并加强政治攻势。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阵地反复广播,它劈头就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广播稿最后要求他们:“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23]

  从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饿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陈毅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24]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

  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六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得到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已经根本改观。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的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少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称赞前线指挥员们: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回忆道:“淮海战役既是与敌人斗力,又是与敌人斗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据。前线指挥员的胆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机断处置,适时调整部署,这个环节如稍有失误,也不可能取得战役的全胜,甚至弹打鸟飞,功亏一篑。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25]

  当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相继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黄维兵团正被围歼时,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屡遭打击后,又失去南北两面的依托,军心动摇,已陷入十分孤立和混乱的境地。

  那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除一个军位于归绥、一个师位于大同外,其余主力四个兵团、十二个军连同其他部队五十多万人,沿着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驻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五百多公里狭长地带上,摆成一字长蛇阵。这些部队中,百分之四十属于傅作义系统,百分之六十属于蒋介石系统,彼此间存在矛盾。在面临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面前,他们在总兵力上已居于劣势,处境极为不利。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相继发动后,这是国民党方面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

  对如何解决华北问题,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就作出大致的规划。这份电报明确地指出:为了将来解放北宁、长春两路和平、津、沈、长四城,东北和华北必须密切配合,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北满、南满、冀热辽强大根据地。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杨成武时,又对他们说:“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26]十月三十一日,当东北野战军即将攻占沈阳、营口时,毛泽东部署东北主力先抽两个纵队即行南下,其他部队准备在下一步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等地,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天在北平开会。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他所写的评论《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

  蒋介石和傅作义在这种局势下虽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仍以为:在辽沈战役这样的大仗刚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一定需要有一段时间休整,不可能立即入关,华北的生存还不会马上受到威胁。由于徐蚌会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急需要投入更多兵力,长江防线也须加强兵力,蒋介石着设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并委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他的主意并没有打定,仍在犹豫之中,考虑到根据地原在绥远的傅作义可能不愿南下,所以又想仍以傅部守平津,阻挡和牵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南下,以利争取时间加强江防。傅作义的考虑是:绥远是他的“老家”,但他统率下的蒋系部队带不去;而且绥远经济落后,不利于扩充实力和长期坚守;暂守平津,有利于扩充实力;如果南下,不但自己的嫡系部队很难带往江南,而且在南下后可能被蒋介石吞并。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解放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西撤绥远。这样,蒋、傅各有各的打算,不易取得一致,一时仍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决策。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签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部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并提出抑留傅部在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27]十五日,东北野战军总部致电军委,建议华北人民解放军除以一部监视太原外,“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切断它同北平的联系,以拖住敌人。“等到东北部队南下后,再同时合力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28]毛泽东在第二天复电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认为如以杨罗耿位于绥东与杨成武集结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世不能达此目的。”接着,他提出一个独到的设想:“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海上逃跑。”但他仍以商量的口气写道:“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29]战场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就在中央军委发出上述这份电报的十一月十六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了总攻,中原野战军也攻克宿县,对徐州地区形成合围。十七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的电报,指出在南线战局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蒋介石必将考虑长江防线问题,目前他“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华北、西北两集团,首先必是华北”,因为西北胡宗南集团还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添写道:虽然蒋介石不调动平津一带兵力这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电报接着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对实行后一种方案的后果,毛泽东加写道:“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30]十分明显,虽说有两个方案,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倾向于实行第一个方案的。

  林罗刘在接到毛泽东十六日的电报后,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在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需要以大力解决;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因此,关内部队最好能在东北主力尚未动时,即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林罗刘通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接着,便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31]二十日,他再次致电林罗刘等:“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为了使东北主力入关的行动不过早惊动对方,他特别强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32]他还决定以聂荣臻的名义,通过符定一等,要傅作义派可靠代表到石家主,作起义谈判的初步接洽。

  傅作义这时虽已通过关系开始接洽起义,但意在“保存实力”,并没有拿定主意,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而以西逃的可能性较大。聂荣臻回忆道:“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决定从二十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33]毛泽东估计,一旦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后,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等部由北平地区西援。如能在平张线上歼其一部,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便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平津战役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作战先从西线打起。当夜,华北第三兵团对柴沟堡等地发起攻击。傅作义果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立刻命令第三十五军主力和第一百零四军一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原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这样,傅系主力被牵制在平绥铁路一线,又掩护了东北野战军的入关行动,避免国民党在北平地区的兵力调向东去。十二月五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两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三十五军和一百零四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九十二、六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主力增防北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接着,东北先遣兵团占领了怀来、康庄、南口。东北野战军指挥所属各纵队,以神速隐蔽的行动,分别由喜峰口,冷口向关内急进,到达冀东集结。这样,解放军便将傅作义集团主力分别包围或吸引在北平和张家口地区,使天津、塘沽、唐山各只有一个军(塘沽还有一个独立师),造成东北野战军主力可以切断平津、津塘之间联系的有利形势。毛泽东欣慰地说:此种形势“对于大局极为有利”。[34]

  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作出决策。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等电。这个电报,后来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电报一开始就分析当前的局势:“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并且明确地指出:“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电报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在完成上列部署后,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35]

  对这样的作战部署,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36]

  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十二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派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加强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围,作好攻击的准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七纵队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已被分割包围而变成笼中之鸟,欲逃无路了。

  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从一些情报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获悉,大沽口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盐滩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结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舰;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二十一日,又指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37]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后来说:“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所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38]这些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能不加考虑的。二十五日,林罗将第七纵队关于塘沽地形情况的报告转报军委,提出: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二十六日,林彪又向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示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同时,又强调:“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39]“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间。”二十九日,毛泽东更明确地复示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40]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十三万人。十七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毛泽东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虑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又晓以大义,指明正确的出路。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说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41]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新保安一战中歼灭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张家口的解放又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到天津解放、解放军对北平已兵临城下时,他才最后下定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42]九日,他又表明:“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43]

  这以后,经过多次谈判,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一月三十一日进驻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国民党军队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44]傅作义、邓宝珊听后都受到很大鼓励。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后,绥远国民党军五万多人,留待以后起义,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三月上半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45]

  用这样三种方式来解决国民党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

  [1]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页。

  [2]  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24日。

  [3]  刘陈李致中央军委并粟电,1948年9月25日。

  [4]  中央军委致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电,1948年9月25日。

  [5]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华东局电,1948年9月28日。

  [6]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10月11日。

  [7]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

  [8]  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83页。

  [9]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电,1948年10月22日。

  [10]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4页。

  [11]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陈邓电,1948年10月27日。

  [12]  中央军委致饶粟谭并告刘陈邓电,1948年10月30日。

  [13]  粟裕致中央军委并报陈邓,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10月31日。

  [14]  中央军委致陈邓,并告刘粟电,1948年11月3日。

  [15]  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1948年11月7日。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1页。

  [17]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粟陈张,告谭王韦吉,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6日。

  [18]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电,1948年11月24日。

  [1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10页。

  [20]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电,1948年11月26日。

  [21]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韦吉电,1948年11月28日。

  [22]  中央军委致粟陈张谭王,并告刘陈邓电,1948年12月2日。

  [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9、1370页。

  [24]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9页。

  [25]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3、34页。

  [26]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86页。

  [27]  中央军委致杨罗耿,杨李李,聂薄滕,徐周,并告林罗刘,程黄电,1948年11月9日。

  [28]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1月15日。

  [29]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6日。

  [30]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电,1948年11月17日。

  [31]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1948年11月18日。

  [32]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0日。

  [33]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94页。

  [34]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聂薄滕电,1948年12月10日。

  [3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63—1366页。

  [36]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页。

  [37]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2月21日。

  [38]  刘亚楼:《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195页。

  [39]  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8年12月26日。

  [40]  中央军委致林刘电,1948年12月29日。

  [41]  崔月犁:《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崇高的使命》(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55页。

  [42]  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

  [43]  中央军委致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44]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91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