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图片

    指定了不存在的节点ID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关于党的传统

来源:韶山网作者:佚名发布时间:2017-10-16 11:17 浏览次数: 【字体: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从洛甫[5]同志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之存在。因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见本卷第373页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