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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晚年发誓:不斗倒毛泽东 绝不回故乡

来源:天下韶山网作者:发布时间:2017-11-10 00:00 浏览次数: 【字体:

  本文摘自《王明的这一生》,熊廷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进入人生暮年,王明客居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王明抓住毛泽东的失误大做文章,充满了奇谈怪论。他强撑病体,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带着遗憾走向人生的尽头。王明的一生虽然过去,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王明身居国外,两眼关注国内。看到国内建设取得成就,热情高歌,豪情万丈;发现挫折和失误,毫不含糊,提出尖锐批评。

  王明身居国外,两眼注视着国内。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的十年,经济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王明写了不少诗歌,表情达意。看到成就,他热情赞扬,抒发自己的兴奋之情;发现挫折,他十分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

  淮河,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1938年,蒋介石为延缓日军进逼武汉,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夺淮入海,淮河水系受损。从此,淮河更似一匹无羁之马,左冲右突,两岸人民深受其害。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豫皖境内4000多万亩农田被淹,1300万农民无家可归。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北受灾的详细情况: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万亩,占皖北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由于水势凶狠,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或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或船小浪大,或船翻淹死……

  毛泽东看到电文,泪流如雨,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重点句子下画了横线,要求水利部尽快拿出治理方案,年内动工。

  当年11月下旬,规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中下游相继开工。修建水库,开挖新河,建造船闸,工程量之大,举世罕见。1951年,毛泽东派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全体治淮员工,把毛泽东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授予各省治淮指挥部。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梅山水库,修建在王明的故乡金寨县史河上游,是治理淮河的重点工程,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1956年4月建成。坝高88米,全长443米,集蓄水、防洪、灌溉于一体,气势雄伟,磅礴壮观,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型大坝。

  梅山水库形成的人工湖,众多小岛点缀其中。水绕山更青,山依水更秀。王明在《人民画报》上看到梅山水库的照片和消息,十分兴奋,特作七绝一首——《史水流光》:

  梅山水库画图中,

  史水流光乡意浓;

  旧地重游春梦暖,

  花香竹影笑东风。

  王明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故乡的思念向往。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他未能回到国内,将自己的思绪和激情倾诉于只言片语之间。此后,他写了不少怀念家乡、亲人和战友的诗句。如《梦返金寨思亲怀友》,《悲欢泪》,《忆金寨》等。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血吸虫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我国流传已久。余江县兰田畈方圆几十公里,过去由于血吸虫危害,在近50年内,有3000多人因患此病死亡,有两千多个村庄完全毁灭,1000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十分重视,1956年成立专门机构,领导全国血防。余江县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他们创造新疗法,迅速根除了为害多年的恶疾,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读到这条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苏联的王明看到这条消息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于7月7日写下了一首七律诗:

  人体寄生畜体窝,

  中间宿主靠钉螺。

  百年为患从无已,

  万众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归共党,

  岂容水草染沉疴;

  政民医护齐斗争,

  三载余江奏凯歌。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前来北京祝贺。王明在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国十年》:

  创建新华也十年,

  人民干劲直冲天。

  誓将弱土变强国,

  决把穷乡变乐园。

  大计指挥凭共党,

  无私援助首苏联。

  “帅旗”四面迷途引,

  荡产倾家亿众难。

  这首诗,一方面歌颂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美好家园的雄心壮志,赞扬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批评了国内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1958年全面展开。党力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他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于是开始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

  一时间,全国各地你追我赶,放“卫星”,造“奇迹”,胃口越来越大。1月说15年超过英国;5月就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到了9月,毛泽东干脆说5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

  在王明看来,苏联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是15年赶上美国,基本到达共产主义。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后,王明在诗句中提出尖锐批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大肆诋毁,多少带有情绪化的私愤。

  国庆十周年之际,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视点不同,中苏双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根本上恶化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幼稚,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此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0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1963年,中国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中苏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两国关系走到十分危险的地步……

  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对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彼此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王明总是以苏联划线,不加分析区别,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求别国共产党真诚拥护,同唱一个调子,否则就是“反苏狂”。王明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总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过此劫,可在国内的亲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他强撑病体,对“文化大革命”评头品足,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蜂拥而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股狂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状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苏联,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王明经常被媒体作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广为流传。

  王明远在国外,只受到舆论批评,受冲击的程度远不如在国内的“走资派”。不过,他在国内的亲属,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有的惨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陈聘之去世后,孟公府2号剩下三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派人将王明继母黄莲舫送回原籍。金寨县接收黄莲舫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并拨给她一间房屋居住。1970年,黄莲舫病逝,县民政局拨款130元,安葬了这位老人。当时,“反动家属”有的被撵到乡下,无人过问;有的被打被抓,关进监狱。黄莲舫这样的结局,实属幸运。

  相比之下,王明的岳父岳母就惨淡得多。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孟公府2号看管起来,派人将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搬走,王明的岳父岳母搬出。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岳父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陈绍炜,在天津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的妹妹陈映民,这位红军女战士,当年浴血沙场,何等坚强。可她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开口,泪流满面。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当场气绝身亡。

  红卫兵同样没有放过王明死去了的父亲,这位曾为党做过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没能躲避过这场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文章称王明出生“地主家庭”,红卫兵不由分说,冲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见到陈聘之的墓碑,很为气愤。在一片“砸烂王明狗父亲”的怒吼声中,这些“革命小将”毫无顾忌,将墓碑砸成三截……

  此时的王明,进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国内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动不安。他用独特的视觉评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写作“高峰”。

  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王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著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