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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毛泽东是怎么过生日的?

来源:天下韶山网作者:发布时间:2017-11-10 00:00 浏览次数: 【字体:

一代伟人毛泽东

斯诺在其未完成的著作《漫长的革命》中是这样记述的:对这种关于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崇拜,也需要崇拜人,毛主席显然考虑过很多。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对自己的言谈举止有着精细的考量。有时看似矛盾的表象,其实有一以贯之的内核。本文要谈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代生日的不同做派。

一代伟人毛泽东

1960—1962:“秋风万里芙蓉国”

以“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计,1960年可能是最困难的年头。雪上加霜,7月间,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苏两党由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破裂。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又说,要硬着头皮顶它十年。只是症结何在,未能了然。饥荒仍在蔓延。12月26日,毛泽东给即将下放的身边工作人员写信:

高智、林克、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读。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信阳报告”是指中共信阳地委当年12月下旬给河南省委并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所谓“信阳事件”,简而言之,就是左倾路线导致信阳地区当年发生百万人饿毙的惨剧,毛泽东将其归咎于“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由此,中央机关于11月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以期“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毛泽东批示)。此前一天,毛泽东请这些工作人员吃饭,讲了《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的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毛用诙谐的语言讲述苏秦以特殊的施压方式助张仪成就大业的故事后,作了点睛般的总结:“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毛泽东把脉诊断,开出的药方诚然有误,而性格中敢于承受压力的一面特别高扬起来。

仿佛应了一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1961年,毛泽东诗词创作之多,竟成为继1935年“长征诗词”的又一个高潮。“不爱红装爱武装”“乱云飞渡仍从容”“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气宇轩昂,豪情万丈。在接到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的书信和诗词后,12月26日,毛泽东在68岁生日这天,函复这位早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同学: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字里行间流露的心情,与67岁生日写给即将下放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信件,已是大异其趣。何以如此,缘于对形势的判断。这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讲话,认为“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读周信、周诗,兴之所至,继1955年酬唱之后,再赋《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4年,英译者问“友人”指谁,作者明确答复:指周世钊。未见周信、周诗,故无从对照,但从毛泽东复信所云“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当不难猜度周信、周诗之格调。要说毛泽东的“梦寥廓”“尽朝晖”皆因浪漫情怀所致,也不尽然。当年报刊多的是粉饰之作。12月29日,毛泽东亲笔批示:“这几首好,印发各同志。”这是刊登在12月28日《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上的几首旧体诗。“麦苗肥壮谷登场”,“芦台今日是粮仓”;“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出自民主人士笔端的升平景象,似乎“印证”了毛泽东三个月前在庐山对形势的判断。然而出乎毛泽东的预期,这些批转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读的“为证明年花更艳”的诗篇,未能引发共鸣。

1962年初,在紧接着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持中央一线的刘少奇,以在故乡(湖南宁乡,与韶山仅一箭之遥)实地调查一个半月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承认,这几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意见有不少是对的。对“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评价亦语多暧昧,或曰“晚几年搞可能更好”,或曰“等将来再评价”。彭真更是直言,毛有错误也应作自我批评。江青在“文革”之初说,毛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会后,刘少奇进一步强调,现在财政赤字严重,正处于“非常时期”,必须退够。甚至当面向毛直陈: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毛泽东则在八九月间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警告,严斥“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

12月26日,正当七十初度,心潮难平的毛泽东赋“冬云诗一首”: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吟罢此诗已是早晨七时,毛即致信秘书林克:“请将诗一首付印,于今天下午印成50份,于下午六时前交我为盼。”以50份之数,似乎不在求改,而在示意。参照毛泽东12月22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批示,分发的对象可能是正在召开的华东局扩大会议的与会人员。中央文献版《毛泽东诗词集》在《七律·冬云》的题解中特意注明,作诗日期是“作者的生日”,显然意识到这特殊时间的含意。在笔者看来,《冬云》正是作者七十初度的“自寿”之作。此诗总体寓意显豁,但难在标题之解。1964年1月,英译者向作者请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解释,毛的答复颇出人意外:“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据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毛泽东喜欢看飞渡时的乱云。“文革”中,有关人员向郭沫若请教,“雪压冬云白絮飞”究应如何翻译。这位精于此道的大家只能以“不妨讲活一点”应对。诗无达诂。笔者以为,作者既欣赏乱云,又说过“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这番话,望文生义,似可体会诗人的意兴。

连续三年,毛泽东在生日这天均以诗文(书信)寄兴言志,巧合乎,有意乎?

1963:“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七十整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的50、60、70都赋予不同的意义。孔夫子的说法是: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943年,经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有人提议为毛五十生辰祝寿,毛以“国难当头,时机不宜”婉拒。1953年秋,韶山乡亲欲赴京祝寿,毛复信同意来京,但说明是“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强调“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194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禁止为领导人祝寿的诸项规定。这些规定得到了切实执行,故虽逢六十整寿,各类媒体未有任何庆祝的表示。1963年则不然,氛围大变。8月间,程潜、章士钊等民主人士欲为毛泽东祝寿,发起诗会,并邀郭沫若、陈毅等加入。陈毅等中共要员以党有规定而婉辞。然而作为个人行为,不但迹近民主人士的郭沫若有所表示,连朱德、董必武这样的中共元老都“敬写”“恭祝”。朱德致信毛泽东:“今天是你的七十大寿,敬写了十二首诗,祝你长寿。” 董必武则在12月18日“用郭沫若同志题毛主席诗词选前页《满江红》调结语‘庆从心,万岁共山呼,人长寿’为韵”,以《恭祝毛主席七十晋一诞辰》为题,赋五古11首。郭沫若则将《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连同当年11月所写另一首《满江红·访韶山毛主席旧居》书为条幅,裱褙后奉献。1983年出版的《毛主席故居藏书画珍品集》收录了这两幅行书。

这些个人行为的背后,有着时代变迁的深层因素。出于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引发的连锁反应的警惕和防范,1958年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强调要坚持和维护“正确的个人崇拜”,并有意将“权威”和“崇拜”混为一谈。与会的柯庆施竟无所顾忌地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柯在两个月后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以“高举”和“突出”治军,个人崇拜逐渐由军队推向全国。“反修”则为个人崇拜提供理论依据。1963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廿五条”),其第二十条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为避讳,将“崇拜”改换为“迷信”)。9月中旬,发表经毛泽东增写和审定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维护斯大林,声讨赫鲁晓夫。(“九评”中,这是毛增写篇幅最大,修改最为详尽的一篇。)

如果说民主人士发起诗会并无官方色彩,那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毛主席诗词》(为示区别,文物版书名为《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内容完全一致,连《出版说明》都一字不易,书名分别由郭沫若和康生题签),确是高层的意向。不在出版物上明示出版的缘由,这就看似与党中央当年的禁令无违。自1958年以来,文物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出版过毛泽东诗词,并未获得作者授权,其中不无错讹,需要修订。再者,自毛泽东1958年创作并发表《七律两首·送瘟神》以来,屡有新作,且多以“反修”为主题,正可藉此发表(这年3月和10月,毛两次有意发表其中的3首诗词而未果),以为正在公开进行的“反修”之助。缘于上述种种,毛泽东不但认可这项出版计划,而且为之耗费相当心血。反复斟酌入选篇目,精心校订各首作品,务求诗味和特色。12月上旬,毛接连致函协助编辑的田家英,可见一斑。12月5日的信是:

“钟山风雨”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

“小小寰球”一词似可收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

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

《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

紧接着写于6日凌晨五时的第二封信是:

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郭沫若读罢《毛主席诗词》清样,即于12月5日赋《满江红》一阕:

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

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四十一篇风雅颂,亿千万众心手口。

沁园春,水调有歌头,羌无偶。

嫦娥舞,瘟神走;梅花笑,苍蝇朽。

新诗史,将使地天恒久。

砥柱擎天天不堕,红旗卷地地如绣。

庆从心,万岁共山呼,人长寿。

以正式出版收入37首计,则“四十一篇风雅颂”透露出在加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同时,删去了包括《八连颂》在内的6首“都宜缓发”的“反修诗、词”。被删去的作品,多半是“反修”主题虽鲜明而艺术上不甚讲求的“读报诗”。毛泽东曾向亦熟谙此道的胡乔木表示:“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胡乔木后来认为,毛诗可能较之毛文更能传世。

为着不使12月下旬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留有祝寿的痕迹,毛亲自改定《出版说明》,全文如下:

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

《毛主席诗词》出版发行的新闻报道是1964年元旦之后发布的。1月4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通栏,以大号字体刊登“没有发表过的”《诗词十首》,同时配发作者近照(未标文字说明)。这种版面处理的规格真是“空前未有”,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观。对照1957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的规格,实有霄壤之别,给人以隔世之感。1957年,该报安排在第六版文艺副刊栏目,以与同版其他文章相同字号处理。编辑的考虑是,领导人的诗词也还是文艺作品。这与其说是编者的“愚钝”,不如说是感应时代潮流使然。

也为的是抹去祝寿的痕迹,郭沫若将《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交付《人民日报》发表时,除将“四十一篇”一联改为“典则远超风雅颂,阶级风清敌我友”,更将结句“庆从心,万岁共山呼,人长寿”另铸为“济同舟,万国尽朝晖,新宇宙”。

遥想1943年,有人提议写一部毛泽东传记,以为传主五十生辰祝嘏,结果仅在次年《解放日报》上登载一篇介绍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文章。而今四卷雄文之外,又有诗词一卷风靡神州,确是“亿千万众心手口”。有研究者指出,1963年版的《毛主席诗词》是作者生前亲自编定的最富权威、最有价值的文本,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不夸张地说,这是毛泽东83载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自寿”之作。

1964—1966:“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毛泽东编定自己70年诗词集的一刻,12月16日,参加过秋收起义的政治局委员罗荣桓元帅病逝。悲痛逾常的毛泽东在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之后,不数日间,写下“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不同寻常的诗句。作为领袖,毛泽东面临的“疑难”自然多多,其中对“接班人”的考虑应是首当其冲。1961年9月,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针对蒙氏的发问,明确表示接班人是刘少奇。这原本并不出人意外,自1945年中共“七大”刘为第二把手以来,多次代理毛主持中央工作。1950年代前期虽经高饶事件的折腾,刘的地位并未动摇,1959年4月接替毛出任国家主席,此后每逢国庆,《人民日报》头版以同样规格刊登两位主席的大幅照片。从此,“毛主席和刘主席”成为新闻报道的标准用语,人称“一国两公”。1964年岁末至1965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公开发生争执。(1970年,毛在与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正是这次会议使他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为缓和毛刘公开冲突的事态,与会的地方大员陶铸等一干人要毛在12月26日这天用稿费请客,但申言不算祝寿。毛自然明了下属的用意,因另有所图,故并不在乎“祝寿”之嫌,遂让江青和汪东兴操办。生日当天,在人民大会堂摆下三桌宴席。赴宴前李敏欲同往,毛告之“你不能去,爸爸今天要骂娘”。于是乎本应欢声笑语的寿宴,却成为了寿主疾言厉色,指桑骂槐的训诫。与会者莫不惊愕困惑。薄一波回忆,席间除毛泽东一人发话,鸦雀无声。陶铸夫人曾志回忆,“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氛围,个个都紧张而困惑”。宾客多是几十年的战友,要不就是正在参加三届一次人代会的各界模范人物的代表。尽管刘少奇又是当面赔罪,又是召开有周恩来、邓小平等要员参加的民主生活会,郑重其事地就“不尊重”毛泽东作自我批评,但这一切努力已无济于事。

1965年,毛泽东为实现既定目标而精心筹划。1月,制定并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廿三条”),确认“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月,授意江青秘密组织策划对《海瑞罢官》的批判;5月,重上井冈山,憧憬“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前程;9月,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书记一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革”序幕;12月上旬至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林彪联手整肃罗瑞卿;12月21日,约陈伯达、关锋等在杭州纵论文史哲,断言《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2月24日,毛泽东抵达南昌,就在72岁生日之际,写下《七律·洪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这似乎是毛泽东的又一首自寿诗。毛喜以地名作标题,《毛主席诗词》开卷即《沁园春·长沙》,继以《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浪淘沙·北戴河》。“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滕王阁序》的开篇。因着祖逖曾任豫州(南昌府所辖)刺史,引出“击楫中流”这一典故,为的是表达发动“文革”的义无反顾。颔颈两联乃全篇重心所在。如果说“立马曾挥北地鞭”其实就是重上井冈山追怀“三十八年过去”的创业史,那么“闻鸡久听南天雨”几乎就是“一声鸡唱”的翻版,同时又与同出祖逖的另一典故“闻鸡起舞”照应,更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意境。从艺术上看,此联堪称佳构。“鬓雪飞来成废料”则直抒时不我待的胸臆。毛在这年年初会见斯诺时一再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可能有些问题”,并不无夸张地说“不久要去见上帝了”。斯诺为公开发表的长篇纪谈《山南海北》的最后一节取了“去见上帝”这样一个醒目的小标题。有研究者认为,毛的这番表示乃是出于迷惑政治对手的需要,自然不无道理。正当大决战的前夜,“鬓雪飞来”确系作者渐入晚境的焦灼。与《七律·冬云》不同,这首“自寿诗”作者生前未允公开发表。在笔者看来,这多半缘于颈尾两联气势不济,艺术上的自我感觉不尽如意。

1966年7月16日,“鬓雪飞来”的毛泽东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回到阔别9个月的北京。诚如斯诺所说,“这位为旗帜标语中所称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显然非常健康,充满战斗精神,准备负起全责来掌好舵”。紧接着就是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石破天惊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遭废黜,林彪擢升,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8月18日,毛泽东破天荒地身着军装,与接班人林彪并肩站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认同“大权旁落”的责难,历数刘少奇主持一线期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12月,张春桥约见蒯大富,面授“打倒刘少奇”的机宜。“天下大乱”的局面终于出现了。正当73岁生日,又有一番举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有如下回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过生日。本来是历来不请客的,这次请了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和总理,也没有康生。

过生日这天,主席的话很多。最重要的都在六七年《红旗》元旦社论上。主席站起来祝酒:“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

王力的这段回忆有几处不甚确切。一是毛1964年生日请过客,并非“历来不请客”;再是1967年元旦社论由《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联名发表。最要紧的是,毛的“祝酒辞”与同为亲历者的姚文元所述颇有差异。对此,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有如下回忆: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虽是转述,但笔者以为姚文元的电话传达更确切。“全国全面内战”,这才是独特的毛氏语言风格。综合王、姚的记忆,毛泽东的“祝酒辞”应当是:“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王力之所以将“全面内战”说成“全面阶级斗争”,显然是与元旦社论的表述发生记忆错位。元旦社论由关锋执笔起草,经由毛泽东审定。这篇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如此表述“全国全面内战”: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毛泽东在1975年岁末称“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以“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概括“三分错误”。对此,邓小平认为:“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67:“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在“全面内战”的号令下,1967年1月,毛泽东指派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掌控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一月革命”;2月,面对诸多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的抗争,毛雷霆震怒,斥之为“二月逆流”,从此,“中央文革”取代书记处,“文革”碰头会取代政治局;3月,发表亲自改写审定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点名地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老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给刘少奇定罪;5月,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随之出现以“炮打周恩来”为目标的“五一六红卫兵团”;7月,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毛一度无法控制局势,不得不由武汉仓促转移上海;这期间外交失控,接连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8月下旬,毛泽东权衡再三,下令拘捕王力、关锋,以图阻遏急剧膨胀的极左思潮;10月上旬,中共中央下达《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强调“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看来,“全国全面内战”到了收场之时。

12月中旬,湖南省一份关于召开庆祝毛主席74岁寿辰暨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大会的请示报告送到案头。毛泽东字斟句酌,写下年来篇幅甚长,甚为详尽的批示: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如果说“绝对权威”似乎仅是一个哲学概念(其实早在“文革”之初,毛即已对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顶峰”之类明显违反辩证法的用语不予认同,指示时任中宣部长的陶铸加以控制),那么直接出自林彪之口的“大树特树”,其潜在的逻辑就颇可置疑了。作出这个批示的一个半月之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长文。一时间,“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成为最时髦的政治用语。湖南的请示报告沿用这类颂辞。就政治家的警觉而言,毛泽东尤其在意“大树特树”的逻辑演绎。11月25日,毛泽东在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时,删去“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等文句,并特意一再批示“删掉了几句”“不要这两句”。审时度势,12月17日的批示只是强调“大树特树”的“不妥”,直到1971年八九月间南巡时,毛才直言当年的隐忧: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林彪)自己。精通辩证法的毛泽东深知“需要个人崇拜”是一把双刃剑,如不适时“降温”,势将物极必反。

“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湖南报告的第二方案是“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74岁寿辰”,这样直接,当然为毛所否定;第一方案是“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倘不否决大会的召开,自然以这个方案为好。至于“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显然与当年发表《诗词十首》的日期安排如出一辙,为的是不与生辰直接关联,从而抹去“祝寿”的痕迹。其实,毛对建造塑像并不认同。还在这年7月间,即两次批示,认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其中7月12日批示更是直接否定林彪关于“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的指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然而于事无补,真正停建,要到“九一三”之后。这与毛的复杂心态有关,虽真心制止建造,但“降温”之类又与微妙的政治斗争相关,外人难察真意。

“我们不要题字”,实另有用意。湖南报告请求毛为韶山车站题字,林、周为塑像题词。此有先例,相沿成习,似在情理之中。1959年北京火车站新站落成,毛题“北京站”三字。1967年4月,清华大学建成毛着军装的全身塑像,林彪于五一节为之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国各报于当天在头版套红刊登题词手迹。“文革”之前,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题词手迹在报刊亦时有所见。“文革”以来,除在1966年8月刊登过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新北大》的题字手迹,不再有新的题词面世。但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不会淡忘,当年遍及城镇乡村的“红海洋”景观,林彪的题词手迹亦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74岁生日行将到来之际,毛泽东藉故乡湖南的请示报告之机,强调:“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在世事洞明的毛泽东看来,禁止祝寿与需要个人崇拜并不矛盾,而目下恰是到了需要“降温”的时候了。

实事求是地看,就祝寿本身而言,毛泽东向来不感兴趣。1960年代初期的三次书信诗赋,或勖勉身边工作人员,或寄兴同志故旧。1963年藉七十整寿编辑出版《毛主席诗词》,虽有意抹去祝寿痕迹,然出版时机的选择,《诗词十首》发表时超规格的版面安排,确实成为了“需要更多一点个人崇拜”(毛对斯诺的谈话)别致而有效的举措。至于1964年和1966年两次安排“寿宴”,更成为发动和推进“文革”直接的政治动员,故并不忌讳当年主持通过的相关禁令。无怪乎在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长达五小时的谈话中,毛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斯诺无法理解这句歇后语,以致译成“打伞云游的孤僧”,倒是别有意味。在这次长达数小时的谈话中,77岁的毛泽东除了明确表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意向,还曲折地透露继打倒刘少奇之后的又一重大部署。毛别有意味地说了一番与1965年会见时类似的话,斯诺在其未完成的著作《漫长的革命》中是这样记述的:

对这种关于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崇拜,也需要崇拜人,毛主席显然考虑过很多。在前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76岁,一般而言健康良好,但他再一次说到,他“不久要去见上帝了”。

不到六年时间,历史仿佛走了一个轮回。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